從洛杉磯一晤到北京再見，已是五年光陰。
時間沒有給Will留下太多痕跡，只是我已從一名聽眾轉換成《世界和平飲食》一書的譯者。經過一千多個日夜反覆思量和字斟句酌，他那萬物相生相連的思維方式已深植我的腦海，以至於交流起來有說不出的熟悉感。對於某些事情的看法，他只要說半句，我大概就知道他將在什麼層面和用什麼例子來回應和評論，只是讓我驚訝的是他語言背後的靜謐更為深沉雄渾。
在密集的演講之間，主辦方還是安排了一天遊長城和頤和園，我就成了他的導遊。
我選了遊客較少的古北口長城。我跟他說“不上長城非好漢”，他聽後一愣，我補充說，在你的體系看來，這話明顯是畜牧文明崇尚戰爭和暴力的產物。我們相視大笑。因為他當過韓國和尚，我喜歡跟他聊禪宗，從僧粲《信心銘》、六祖《壇經》、黃檗《斷際禪師宛陵錄》，到臨濟、南泉和趙州等禪師的公案，他均爛熟於心，如數家珍。我說趙州，他馬上說“庭前柏子樹”。我提到南華寺慧能真身，他開始大段大段地背誦《壇經》經文，說：“Isn’t it beautiful?”能從如此深奧的經典中發現美，我確信其智商少有人可比。
在頤和園十七孔橋上，我給他解釋中間橋孔最大，跟兩邊小孔加起來都是九，取其九五之尊之意。他聽了很開心，說這就是“九五，飛龍在天”嗎？我很是吃了一驚，沒想到這洋和尚還會《易經》，“學貫西東”真不是吹的。問他一些象數上的問題，他均對答如流。原來他在研究中國哲學時，被《易經》迷住了，十多年不能自拔，經常對經文、爻辭和卦象苦思冥想。
我曾將Will Tuttle和梭羅相提並論，想來區別頗大。因為Will沒有梭羅那麼明顯的文學屬性；但在哲學，他透過深度融合東西方智慧，已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宇宙觀、文明歷史觀和社會觀，形成更完備的思想體系，他又積極推動世界和平的社會運動，可以說是在完整繼承梭羅的反思精神後，向前踏出了一大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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